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日本經驗

  經濟增長是手段,國民增收是目的。

  韓和元

 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高瞻遠矚,謀篇布局——提出“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,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,合理調節高收入,取締非法收入,形成中間大、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”。把構建“橄欖型”分配結構,放在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考量,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?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有些經驗仍值得我們借鑒。

  受朝鮮戰爭影響,日本成為了當時最重要的軍需物資供應地。受益于此,日本經濟實現了迅猛復蘇,且進入積極建立獨立經濟的新階段,這便是歷史上的神武景氣。但與此同時,整個社會卻呈現這樣一種局面:一邊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,政府財政收入源源不斷;另一邊則是產能過剩、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較低、收入差距懸殊,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、產業結構配比不均衡。

  面對這樣的困境,日本政學界一時間束手無策。主流觀點認為,日本經濟將不會再繼續保持這一勢頭。但學者下村治則批駁了這種悲觀論,他認為市場經濟其實就是人的科學,市場經濟就是要調動人的積極性,就是旨在推動人的消費。他認為只有解決了居民收入問題,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需求問題,經濟才能不受制于人,才能可持續發展。而要想做到這一點,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。只有以國民收入倍增為第一目標,經濟的發展才會井然有序。反之,用經濟總量的增長為目標,不對人們的收入做出規定,財富分配秩序必然失序,經濟發展也必然會為之失衡。

  他的觀點得到了政治家池田勇人的贊賞,當池田當選首相后,便將上述建議納入政綱。政綱明確指出“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,必須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,必須致力于糾正農業與非農業、大企業與中小企業、地區與地區,及階層間收入上的差距,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”。其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,消除日本經濟結構中的不平衡。核心思想則在于“經濟增長為手段,國民增收是目的”,以此實現“縮小貧富差距”。為達成這一目標,池田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政策,如健全完善社保制度,提高農民收入和實施全面減稅。

  受益于該計劃,十年間日本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迅速擴大,形成了一個規模近億的“中產階層”,他們自豪地將其稱為“一億總中流”。更為重要的是,在這一過程中,無論是國民生活及思維方式、社會形象,乃至國家面貌,都發生了深刻變化,經濟學家林直道在《現代日本經濟》一書中就驚呼:“像換了個國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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